t 近年来，随着立法渐具规模，本本上同国际接轨（例如世贸谈判）日臻熟练，司法程序的改革遂成为国内外传媒关注、观察家跟踪的一个热点。
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三元等分、互相融通的格局。不言而喻，对于国家治理，始终会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
[34] 参见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30]他还认为这种与自然相和谐的宪法政策和制度的优点在于：它们使得深思熟虑成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7] 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74页。参阅雅克•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威廉•斯威特编，鞠成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33-36页。
为了确保人民在国家的统治下也像在自然状态那样自由，法律必须由人民自己来制定。以及从漫长的祖先系列那里继承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的下院和人民。[3]据此，我们可以尝试着以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提炼出一条规律性的公式，用以概括古代社会。
参见[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37页。但任何等级制如若不能克己奉公或向世人开放，必然走向特权和专制。[33] 罗马共和国包括行政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套体制，这一政治体制设计的初衷在于保障公民对于共和国事务的参与，共和精神是其最大特色。[57] 为树立彻底的独立个人形象，现代社会打碎了所有身份联系，同时也彻底遗弃了身份所承载的伦理价值。
在古罗马，公民逐渐臣民化，政治理想破灭，身份的政治价值消却，公民与共同体渐渐疏离，而私人生活中的家长身份兴起，到最后，这种双轨身份最终汇聚成身份的专制，义务成为一种强迫。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引领实现了把哲学明确地从物质的自然界划分出来，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科目的伟大实践，由此，人们不再是单纯的研究外部自然界而不顾它与人类事务和人类利益的关系了[9]。
具体而言，身份政治作为一种人与共同体关系在城邦语境下的理想表达，有如下两层涵义：第一，身份政治意味着一种资格，唯有获得城邦公民的身份，才能参与到城邦政治生活中，这种参与是以义务形式呈现的，义务承载着一种伦理，是公民的美德，因此，城邦公民的身份是美德的载体，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如奴隶，连享有美德的资格都没有。据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必须具有一个不同于现代性的基地，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首先要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一般而言，身份的取得路径有如下三种：1.先定身份，即基于先天因素自动获得身份。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体和最主要的生产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必须承担诸多繁重的义务。
城邦由奴隶、无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公民组成，仅有公民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妇女亦除外）。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贵族是骑马作战的武士、领地的占有者和统治者，是一个世袭的自我封闭的特权等级。[1]现代权利理论遵循权利先于善的立场，去除了古典权利概念中的义务论内涵，表达的是一个无社会性拘束的个体所具有的各种利益诉求，顺应了个体趋利避害的天性，从而获得了不断强化的动力，为道德困境推波助澜。
[11]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虽反对苏格拉底的德性天成，但他也承认所有人都怀着正义观念以及被别人承认的愿望，而正是这种本性使人必须成为共同体生活的一员，他表示，当人们在公民大会上相遇时，如果问及如何才能把一个城邦治理得更好时，由于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完全公正和理性的思考，所以必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义务分享这一殊荣，否则根本就不会有城邦的存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这种断裂状态，做了经典的总结：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而进入帝国时代，家长权背后的专制精神，似乎与帝国身份专制同一了。[19]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三、古罗马身份传统的延续和转向 （一）后希腊时代的身份迷茫 公元前338年，希腊诸邦最终被马其顿所征服，古典共和政治就此彻底终结。因此，可以说，身份就是古代性的核心要素。[37]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3页。尼采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就是奴隶反对主人的一场运动，而在价值层面，就是奴隶低贱价值观反对主人高贵的道德观的一场彻底革命。他坚决反对抹杀多元群体和多重身份，反对按照狭隘公式界定单一身份群体。[11]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页。
事实上，正如梅因所分析的，罗马国家建立在家庭的联合之上，这种宗法的集合体，比国家、部落更加古老一些，在血缘同国家的组成已长久失掉了联系后，还在私法上留有痕迹[35]。公民身份维系了人与共同体的紧密联系，蕴含着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城邦政治的一致性，因而能够产生公民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而古希腊的公民身份则意味着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涵盖城邦内所有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它是直接民主的前提要件，指向城邦公共利益。个人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只有置身于某个身份集体中，获得这个集体的身份认同，才具有生存意义。
[48] 如古罗马后期由国家授予公民身份。而古希腊有关人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政治实践堪称典范，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18] 公民除对城邦承担一系列义务之外，在包括婚姻、财产甚至穿着等个人生活方面也必须遵守各种法律和规定，同时公民在教育和宗教上更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28]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1页。[44]这一个人专制对于个人自由的压制程度，往往因封建主的个人性情而定。[9]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0页。
[35]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8页。概言之，封建领主基于其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获得了对契约另一方的人身支配权。
而帝国体制的建立，将罗马社会编织成一张确保帝国意志能够顺畅传输给社会大众的等级之网。（三）古希腊身份政治的义务伦理 应该说，古典身份传统自始承载着一种伦理：在身份制下，身份不仅意味着权利（权力），也意味着义务和责任。
[59]现代人没有想到，古典优良传统，例如身份所承载的义务伦理价值，以及古希腊对于共同体精神的宣扬等，就是一剂诊治现代病的良药。如果忽视了古希腊政治意义上的身份，那么对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解必然有所偏颇——后世学者普遍将其理解成从等级到平等、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这些误解不光是在现代价值的框架下忽略了古代社会身份传统的主体意义[7]，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或许是由于梅因对古希腊历史阶段的缺位，而给后世学者带来的误导。
从另一个角度讲，平民们为寻求庇护或逃避军役，纷纷投靠领主。[55] 参见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39] 应该说，教会等级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方面，它强调对于教徒的绝对控制，不仅是行为，还深入到教徒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甚至对于不信教的，教会宣称有权强迫其信仰，强迫不能便以异端处之，这种专制是前所未有的。[32]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贡斯当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都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城邦由哲学王、护卫者和工商业者三个阶层组成，（正义的）这一品质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分别对应着三个阶层）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他们产生智慧一直保护着它们。
这种双轨的状况持续了数个世纪，梅因将其称为法律史上最奇怪的问题之一。每个人天生在体力、智力、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差异，因而在获取生存资源方面存在着先天差别。
不过，在法国思想家贡斯当看来，这一反省却引发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卢梭与大革命企图摧毁所有旧观念、旧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法律、全新的道德，然则，他们整个理想的基础却是对于旧制度（古典共和政治）的模仿，尤其是他们关于自由的讨论打上了旧社会（古代社会）的深深印记。[24]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37页。
